重慶鄉村振興調研:新農民,打開緻富新視野

  新農民,打開緻富新視野(縱深)

  ——來自重慶鄉村振興的調研(上)

《 人民日報 》( 2019年02月20日 10 版)

  編者按:圍繞“農業強、農村美、農民富”的目标任務,全國各地發力鄉村振興,走出特色發展之路。為實地了解農村發展的具體情況,記者赴重慶梁平區、長壽區調研,了解農民群體和農村産業的新變化,探讨鄉村振興推進過程中遇到的難點問題和下一步發展思路,以期提供一些可資借鑒的案例。

  怎麼種田,誰來種田?近年來,重慶糧食主産區之一的梁平區交出了新的答卷。

  随着重慶城鄉收入差距不斷縮小、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逐步健全、大數據智能化為現代農業賦能,越來越多的人才從城到鄉加速回流,來到這片希望的土地上。

  蔣麗英的無人機,飛起來了。

  梁平區,是重慶的糧食主産區之一。本就小有名氣的碧山鎮龍橋村新農民蔣麗英,用無人機灑農藥的小視頻,又在當地微信圈裡引發了一陣轟動。許多老農民咋舌:乖乖,田還能這樣種呢?

  怎麼種田?誰來種田?與前幾年相比,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已經不太一樣了。在重慶的田間地頭,年輕的面孔越來越多,智能的設備越來越全。“種地一年不如打工一月”的情況正在發生積極變化,人才從城到鄉加速回流的趨勢更明顯了。

  新農民都從哪裡來

  “我們的羅小紅,可是大學生呢,今年才33歲。”

  “大學生”“33歲”,當地幹部嘴裡的這兩個詞,很難與面前這名皮膚黝黑、手指粗糙的農家婦女聯系在一起。

  可能是見多了質疑的眼神,羅小紅不但不惱,臉上還帶着笑,“看不出來吧。剛畢業的時候,我也是個白皮膚的學生妹呢。那個時候,我在實驗室做研究員。”

  那為啥回來務農,受這辛苦?

  “經濟賬,不難算。”羅小紅說,“當時在外面,一個月工資不到2000元。回來養魚,一年利潤30萬元。”

  拖着沉重的魚飼料,走過窄窄的魚塘邊,風裡雨裡,一天都不能間斷。對120多畝魚塘,羅小紅傾盡了心血。曾經白皙的學生妹,漸漸淬煉成今天的模樣。

  “日子好着呢。”羅小紅老是笑,她說自己走對了路。

  “這一片叫川西漁村,是重慶難得的平地,我們建成了1萬多畝的休閑漁業示範園區。一年能産魚1.5萬噸,産值超過6億元。現在,我們在漁産業、漁文化展示、養魚技術培訓、餐飲住宿等休閑觀光旅遊方面下功夫,延伸産業鍊,能讓農民掙更多錢。”梁平區農業農村委主任陳澤田介紹說。

  羅小紅所在的川西漁村,類似平地占重慶農村地形的2%。而蔣麗英的老家在梁平的大山裡,這樣的山地,在重慶占到了76%。

  “你們車開得夠慢,有些害怕吧?”剛一見面,蔣麗英笑着問。

  剛剛夠一輛車通過的村道,九曲十八彎的路況,路的一側是筆直的坡,另一側是好幾米落差的水田。别說記者,當地鄉鎮幹部開車都開出了一身冷汗。這是通往蔣麗英老家的路,她在外打工10多年後,回到了重重大山深處的龍橋村。

  “2009年,我覺得黑花生銷路好,就拿着打工掙的30萬元積蓄,回來流轉了70畝土地,自己種。”蔣麗英講起自己的創業經,滔滔不絕,“很多農戶想跟着種,沒技術,也缺勞力,我就成立了合作社,提供種地的全程社會化服務。”

  “從收割機到無人機,我都會用。”蔣麗英不無自豪。

  幹農業,會很辛苦嗎?

  “打工最苦的時候,我隻有10塊錢,要撐一個禮拜。3塊錢買塊大頭菜,每天拿1塊錢買四個饅頭,我也過過。現在再苦,能有那個時候苦?”蔣麗英笑着說。

  雖然嘴上說自己沒掙到錢,但蔣麗英的攤子确實越鋪越大,從農業的種養,到合作社提供全程社會化服務,她還收購各類農産品賣到城裡去。

  “農業掙的是‘分分錢’。2017年,我的銀行流水有8000多萬元,純利潤也就20萬元。”蔣麗英說,她和幾個夥伴合夥商量,打算給當地的梁平柚打造質量體系,分級售賣。“這事要幹成了,農戶和合作社,收入都能翻一番。”

  像羅小紅和蔣麗英這樣的新農民,重慶已有16萬人。他們的年平均收入比當地農民平均水平高出17%,高的超過50萬元,最少的也有6萬元。

  有的是高素質青年農民成了種養大戶、家庭農場主和農民合作社帶頭人。也有大學生、返鄉農民工和退伍軍人,紛紛來到這片希望的田野上。“戴眼鏡”的農民多起來了。

  羅小紅就畢業于一所農業大學,“我們班上,剛畢業大家都想留城市,現在,一半以上都回家做農業了。”羅小紅說,“時代不一樣了,農業也有奔頭了。”

  新農民優勢在哪裡

  新農民和老農民,有啥不一樣?

  “以前,是種地問老農;現在,老農可不如新農呢。”陳澤田說。

  羅小紅的父輩,就曾抱着“肥水養魚”的老皇曆不肯放。“現在肥水魚賣不出去了,這種養殖方式也不對。”羅小紅說,自己反複勸,沒勸住。父親把肥料、雞糞往魚塘一抛,心想,魚能長得更快更肥了吧。

  “死了1000多斤魚,我都來不及心疼,還得趕緊洗魚塘去。”羅小紅說。

  現在,羅小紅養魚,自己說了算,用上了一系列自動化設備。投食、增氧都能機器控制。她和丈夫還打算自己設計一套實時監控設備,以後足不出戶,也能養魚。

  在川西漁村,村第一書記唐仁軍是農業農村委定向派來的幹部。他推廣的硬化槽養魚新模式,受到了新農民們的追捧。

  和水面平靜的傳統魚塘不同,這裡22米長、5米寬的硬化槽裡集中養殖1萬多條魚。“省地方,就能養更多魚啊;集中養殖,飼料能省20%;淤泥廢物過濾再排入大水塘,排污也少多了。打魚也更方便。”唐仁軍介紹說,“現在我們還開發出能實時監測魚塘數據、自動按需投喂的物聯網系統,打開手機APP,養魚跟玩遊戲似的。”

  回到農村以後,蔣麗英購買機械設備的腳步就沒停過。

  “我們成立了合作社,水稻‘耕、插、防、收’全過程,大家都能去做。但我也得會,所以這些設備我都買了。今年要對梁平柚标準化篩選,我又花了140萬買機器。”蔣麗英說,“我剛把手頭30萬元買了無人機,要換手機都沒錢了。”

  “人工背藥箱防治病蟲害,一天最多做30畝地。無人機能做好幾百畝。”蔣麗英說。

  無人機這麼好,為啥别人不用?

  “智能化設備的使用有一定門檻,尤其對年紀偏大的傳統農民來說更是如此。此外,智能設備的成本還比較高,需要下決心投入。”陳澤田介紹說,以目前較新的一款農業植保機為例,标準荷載10公斤,每小時作業面積達40—60畝,但單機售價超過5萬元。不說會不會用,單考慮價格,絕大部分農民都無法接受。

  “我們也買了無人機,還專門去深圳培訓了。但确實用不來,花了10萬塊錢,隻能放這兒積灰。”在梁平區,一名50多歲的合作社理事長不無尴尬地說。

  新農民未來在何方

  走訪不難發現,空心化在農村仍比較嚴重。白天大門緊閉,晚上燈光寥寥。走遍全村,隻見幾個老頭老太。據介紹,重慶目前有大約2/3的勞動力轉移,基本上都是青壯年。

  “以前說農村是‘386199’部隊,現在婦女兒童也少了,隻剩下‘99’部隊留守。尤其在一些交通比較便利的農村地區,常住村裡的人口就更少了,絕大多數都搬到場鎮居住。”一名當地幹部介紹說。

  “從發展趨勢來看,我們還是樂觀的。‘種地一年不如打工一月’的情況正在發生積極變化。”重慶市農業農村委主任路偉介紹說,從城鄉收入來看,差距正在逐步縮小,重慶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2013年的2.71∶1降低到目前的2.55∶1。重慶農村人才也呈現出加速回流的趨勢,近一年内有53萬人返鄉創業,帶動172萬人就業。

  與北方不同,重慶山高谷深,溝壑縱橫,15°以上的耕地面積占51%。地理條件決定,重慶無法複制北方的大規模農業、大機械作業。必須走适度規模經營之路。重慶确定的路徑是:鄉村振興,農民回流,不是讓所有人都回來,而是大力培育家庭農場和農民專業合作社,賦予雙層經營體制新的内涵,通過加強農業品種品質品牌建設、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、促進一二三産業深度融合、大數據智能化為現代農業賦能,不斷提高農業經營效率,讓新農民的收入相當于或高于當地二三産業務工收入。

  一些鄉鎮幹部也反映,現在不僅農村人口少、村幹部也少;還肯留在鄉裡擔任村幹部的人普遍年齡很大,缺乏先進思路。收入較低、生活單調是農村留不住年輕人的最主要原因。

  農村人才問題是一個現實問題。采訪發現,前些年的大學生村官,很多就根本留不到村裡,都被鄉鎮借走了。再幹幾年,又紛紛想辦法回了城市。面對這一問題,很多地方用行政手段來“堵”,比如規定服務年限,但效果并不好。

  “現在,我們要打破傳統觀念。用市場的手段來解決問題。不求所有,但求所用。我們要把基層黨員、農業專家、緻富帶頭人、返鄉創新創業及下鄉人才這五支隊伍建設起來、整合起來。這麼一看,農村的人才不減反增。”路偉說,“通過市場主體、龍頭企業的帶動,能有效吸引人才回流。政府部門也會優化農村創新創業環境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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